沈福存在北京的演出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观众满意，但剧团内部在演出宣传方面却没有满足观众的要求。

"我在北京闹了点小情绪。"

"为什么？"我问。

"我这个人呐，身份比较特殊。我是在厉家班时期学的戏，那还是在旧社会。重庆解放后，厉家班很快就改为民营公助。在领导看来，我是旧戏班的人，可我·在旧戏班里仅是个学徒的，七年学艺，三年效力，人家不会把我当成重点培养对象。所以，我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两不沾。

"这种状态直到1983年进京演出时依然不变。尽管我的演出戏份很重，可安排我在京的住处却没有给我的演出提供任何方便，让我住在篮球场看台下的一个招待所里，八个人住一间房，吃饭要拿着饭盆到外面的一个食堂里打饭。中国京剧院的一位演员看见我出去打饭，对团里的人说，这不是沈福存吗？你们应该有人照顾他才是。厉慧良到住处来看我们，一看，我住在这么一个条件简陋的地方、很吃惊，问厉慧敏，为什么福存住在这儿？慧敏说，大家都一样。厉慧良生气地说：'他可是你们团的角儿啊，你没看见北京的观众怎么欢迎他吗？'

"在北京演出，从厉家班这个角度，他们当然要宣传厉家班的人。从政府领导角度，他们又要宣传他们新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就是没有把我沈福存考虑在内。可演出开始之后，偏偏我沈福存的呼声最高，我倒没有在乎他们宣不宣传我，观众说'沈福存，北京欢迎你'就是最好的宣传。可是剧团主管方面不乐意，为了找平衡，他们索性一律不宣传。偏偏北京又有两位热心的观众，一个叫李明德，一个叫杨开明，他们俩不认识我，看了我的戏，就自发地写了一篇文章，叫《让人同情的苏三》，登在《北京晚报》上，按说，剧团看到了，应该高兴。不然，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平衡。看到报上有宣传我的文章了，把事先准备好的宣传其他人的文章送到报纸发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原来准备了宣传文章，就是没有准备宣传我的文章。我不在乎宣不宣传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剧团的事情。剧团到北京演戏，就是来北京挂个号，告诉观众，重庆有这么一个剧团，他的阵容是什么样的？厉慧兰的艺术有公认，应该宣传，可那个小青年的艺术还不成熟，即便是组织培养，也得要观众认可，否则对观众不负责任，对小青年也不好。至于我本人，事实在那儿摆着，观众欢迎我，你又不肯向观众介绍我，对我本人无所谓，但对剧团的演出不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实在惹人憋气。我就离开了演出队伍。

"剧团到了天津，才发现沈福存不在了。这才着了急，第二天贴的是沈福存的《春秋配》，他老先生不见了，这台戏怎么演？在剧团的紧急会上，家居天津的慧良发火了，说：'你们这样对待沈福存是不对的。不是他的责任，是你们的责任。天津的观众要看沈福存，你们谁来顶？天津的观众是那么好糊弄的吗？告诉你们，福存要是找不到，他的《春秋配》只能用我的《艳阳楼》来顶！'

"这时剧团已经派人到北京四处去找我了。有个叫林瑞的在北京溜溜地找了一整天，在一个胡同里看到我，向前一把抓住，叫声'爷爷，我可找到你了，书记要亲自到北京来接您哪！'剧团听说沈福存找到了，也答应回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慧良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对剧团的人说："告诉你们，沈福存的脾气不好。他回来，你们谁也不许说什么。如果他要是再走，你们这个剧团就走不动了！'我到了天津，厉慧良在第一工人俱乐部特意给我腾出一个大房间让我休息。到中国大戏院演出，慧良又向天津京剧团的乐队借了一间房，他自己亲自拖地、擦桌子、铺床，给我准备了舒适的条件，对我说：'福存，你就住在这儿，有什么话跟我说。不准你那些狐朋狗友到这儿来，你就给我认真演戏。'慧良师兄的为人侠肝义胆，识大局，顾大体，令人钦佩。"

这场风波不大，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沈福存圆满地完成了天津演出的任务。这以后，沈福存又陆续到新疆、南京、上海、大庆、哈尔滨、成都、南昌等各大城市演出，所到之处，盛况空前。中国京剧的画卷上，沈福存添上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来源：《水滴石穿》安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