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 戏剧理论家、评论家
沈福存同志是当代京剧独树一帜的大演员（请原谅我不用已被滥用的“表演艺术家”）。他自1948年，13岁开始学戏，到现在已逾60年。60多年中，他走了一条独特的学艺之路，创造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演剧思想，为京剧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今天的青年观众看到沈福存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图1），还能登台演唱，神完气足，很可能以为他艺途坦顺、一生无忧，才能身心双健，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于1948年在重庆进厉家班，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对戏曲特别重视，办剧团、办戏校，培养了几代新人。人们都说青年们遇上了好时代，可是沈福存在大好环境中走的却是一条僻冷狭窄的小路。
图 1 晚年的沈福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男演员演女角色亦即男旦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出现了相当尴尬的局面。这是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现象，有其不正常的背景，却又创造了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繁荣景象。到了新社会，虽然国家的戏曲政策从未否定禁止男旦，梅、程、荀、尚等男旦前辈都照常演出，并且受到应有的高度尊重。然而，从不言自明的领导思想到广泛的社会舆情，都明显认为让男少年去学演旦角是过时的事，甚至有不光彩之感。各地戏曲学校都不招收男旦学生，各男旦前辈收的徒弟基本上都是女演员。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也就形成了相当巨大的社会压力。然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由厉家班改组的重庆市京剧团学戏、演戏的青年沈福存，却在经历了龙套、零碎、小生、老生等多种行当后，下了决心要学演男旦。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具体情势是，以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等大演员为代表，坤旦早已开辟了自己的天下，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旦角如杨秋玲、刘秀荣等全是女性。坤旦已自然地成为主流，沈福存当然会感觉到今后社会中不可能再出现从梅兰芳到张君秋那样的洪流声势，但他认为自己的天赋条件、自己的艺术志趣、感情都在旦角，他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即使在“文革”前后，特殊环境下他也演老生、小生，甚至能演主角，但一旦条件允许，他仍然归队回家，70岁照样演《玉堂春》。他走的是一条崎岖曲折的登山小路，是一步险棋。但他的这种正确认识自己，从自己的具体条件出发，对艺术负责、独立思考、自辟蹊径、不畏艰险、坚持一生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认识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如何通过学习取得成功。沈福存既生活于男旦不受重视的时期，又身处西南，远离京、沪等地，再加那时政治运动频繁，实际上很难找到可以长期辅教的名师。客观环境迫使他只能走以自学、自练、自悟为中心，博采众长，到处伸手，融会贯通以求自立的一条路。这是一条可能走岔、走不通的茫茫之路，但学艺辩证法证明，一旦从被动转为主动，找到方法，也就可能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山阴大道。我们看沈福存，从男旦角度，热爱梅、张，即由此出发，深入苦学。没有看过梅的戏，连一张剧照也要反复揣摩。同时也努力学程、学尚、学荀；还全面兼顾，演小生、演老生，体现“隔行不隔山”的思想；更突破壁垒，向地方戏曲学习。他是重庆人，自然热爱川剧，师友众多。川剧表演艺术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细致传神地刻画人物，而细致传神也正是沈福存表演人物的突出特点之一，其中的渊源非常明显。我从刘乃崇同志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沈福存甚至能从距京剧极远的以演“西装旗袍戏”著称的上海沪剧乃至外国电影中汲取养料，丰富自己。正是这种广征博采、为我所用的学习之路，培育出沈福存广阔的艺术胸襟。
多年来，京剧青年演员学习流派成为风气，这可以理解，也出现过一些人才，然而似乎至今没有听到有哪个流派传人的艺术成就已经超越了流派创始人。这是一个必须探讨的艺术问题。超越了，你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是这个流派了，没有超越，你就削弱了这个流派。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走自己的路。沈福存的独特道路可以为现在的青年演员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这里可以进一步联系看看沈福存的演剧思想。沈福存不是表演理论家，但是，所有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大家，经过几十年的舞台锻炼，总是会形成自己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演剧思想。在我看来，青年人向前辈学习，学其思想比学其一招半式要重要得多。我对沈福存没有深入研究，只就本文前面所说他的学艺历程，我想最少可以提两点可供青年们参照的思想。
其一，认识自己的条件，走自己的路。学习艺术，初始必有模仿过程，也就是继承传统的过程；然而任何艺术都不能停止于模仿，必须有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又必然是从学习者（传人）个人的特殊情况出发。张派出于梅派而形成自己，沈福存出于梅、张却没有成为梅、张的克隆，而成为沈福存。这符合艺术辩证法的规律，再深入一步，还可以说其中体现着艺术民主的思想。
其二，沈福存曾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要成为大家必先成为杂家的思想。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现在一般泛泛地说要广泛学习的人相当普遍，但第一，就学习地方戏而言，现在京剧青年中，喜爱地方戏的人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少得多，而当年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大师则一有机会就会积极观看地方戏。第二，沈福存说的不是肤浅的各种文化常识，他要求的是“杂家”。就是说，很多方面要有相当高的文化教养。这是要下大功夫的。沈福存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对京剧的重大贡献，而且不止于京剧。
最后，还应该看到沈福存在京剧事业上的贡献。辽阔的西南大地，虽有京剧演出，却从来不是京剧的重要市场。虽有一些名家如关肃霜、金素秋等进驻云南，却极少能从当地培养出名家。在相当寂寞的环境中出现了一个羽翼渐丰的沈福存，如果以他的才华走向沿海京剧热土，夺取一个适当位置，使自己扬名立派不是难事，也并非不合理之事。然而他认识到重庆对于京剧发展的必要性，感受到培养他的重庆市京剧团同他的深厚情感，他愿同剧团一起甘守清贫，拓展京剧在西南的影响。他和重庆市京剧团这种对京剧事业的责任感值得全国京剧同行的尊敬。
（原载《中国戏剧》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