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存名正言顺地成为旦行演员，就开始大展宏图，排演了许多流派剧目。如梅（兰芳）派的《生死恨》《玉堂春》《王宝钏》《凤还巢》。张（君秋）派的《望江亭》。程（砚秋）派的《锁麟囊》，还有《春秋配》《贩记》等，这些戏都没有经过名师指点，都是"偷"来的。所以他的表演没有框框，根据剧情和人物的情感变化，沈福存试着加一些表情动作，把里面的腔适当地做些调整加工，竟然还挺受观众欢迎。有人说："沈福存是石头缝里压出来的牡丹。"

"石头缝里压出来的牡丹"盛开在云南。

沈福存说起了他的西南行："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西双版纳（妹妹是军属，妹夫驻军在西双版纳）。路上行了三天，到了昆明。一看，路费不够了。兄妹俩把钱凑了凑，刚好够一个人到西双版纳的路费。就只好让妹妹一个人走，自己暂时留在昆明。昆明市文化局局长丁维笃是民盟成员，我姐姐也是民盟的，她事先同丁局长打过招呼，要他照顾一下弟弟妹妹。我去找丁局长，丁局长就把我安排住在小吉坡一号，这里原来是龙云将军三公子的住所，条件挺好。安排妥当，我给团里写信，要求暂借50元路费。等了几天，钱寄来了。一看汇款单，我傻眼了﹣﹣怎么才寄来20元啊？从昆明到重庆的路费需要40元钱，20元才走了一半路，难道那一半路要我走到重庆不成？晚上，丁局长和他的夫人于姐来看我，看我的情绪不好，问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了。丁局长说：'没关系，好好玩，钱不够，我掏钱送你，需要多少尽管说。'我婉言谢绝了。出于无奈，只好将我当时的处境写信告诉重庆市文化局裴东篱局长。过了些日子，团里才给我寄来50元路费。"

说到这里，沈福存转忧为喜，笑着说："他不给我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西南行是怎么一回事儿？"沈福存慢慢道来：

"恰恰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1953年西南电台录制的我和厉慧良、厉慧斌演出全本《甘露寺》的录音。当时，民盟正在筹备民盟大会，大会组委会开会研究会议期间组织京剧演出的事项。丁局长是市民盟的组委。有一个叫杨民的，他是一个作家，白族人，是民盟的组委。他说：'昨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厉家班的《甘露寺》，那个孙尚香是谁呀？嗓子真好。'丁局长说：'他叫沈福存。现在就在昆明。'杨民说：'那好哇，请他来参加我们大会演出不好吗？'杨民接着说：'沈福存是厉家班的人，错不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不妨把他的戏码安排在中间，两头安排保险的，前面是裘世戎的《赤桑镇》，中间沈福存唱《玉堂春》，后面大轴是关肃霜的《打樱桃》。他要是演得不理想，有前后的戏码保着，整体演出还是理想的。要是演好了，不就是锦上添花吗？'杨民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就定下了戏码。我听到这样安排，心想，这回对我来讲又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就是我在昆明能与关肃霜、裘世戎同台演戏，可是露脸的机会。挑战不言而喻，我不能两边响中间塌下去呀！怎么着我也得让它锦上添花。演出结果是观众极其满意。整个昆明轰动了。关肃霜知道我滞留昆明的缘由后，很是不平。她对我说：'弟弟，咱们哪儿也不去，就住在姐姐家里。'

"我在昆明演出的消息还传得很快，连昭通那里都知道了。昭通连夜派人来，是我师哥张慧涛，昭通京剧团的。昭通是龙云的老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昭通我一连演了七场戏。场场客满，座位没有了卖砖头。观众买个砖头到里面当座位。昭通的风大，当地有一句谚语，说"昭通一刮风，脚下架烘笼"。说也奇怪，我演出时，就晴空万里。一休息就刮风下雨。真是天公作美。

"昆明到昭通来回我都是坐飞机。不瞒您说，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不怕您笑话，坐飞机前一个晚上，我没睡着觉，等到快天亮了才睡着。还好没误点。但一上飞机就胆战心惊，那是伊尔十四，两边坐人，一共是十四个座位。一路上提心吊胆，算是安全抵达。

"回到昆明，正赶上关肃霜演出。我看了两场，第一场是《吕布与貂蝉》，她演的是前吕布，后貂蝉。第二场是《谢瑶环》。真好。关的嗓子宽，女扮男装更好看，公堂里的跪步、甩发都漂亮。这时候，民盟又要开全委会，又要组织演出，征求我的意见，请我演双出。我一口答应。我演的是前《春秋配》（旦角戏，演姜秋莲），后《白门楼》（小生戏，演吕布）。我想，关肃霜可以既演男，也演女。我也有条件既演女，也演男。自古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有我的优势，我的扮相、个儿头都好。嗓子更是没挡，唱《罗成叫关》，两只唢呐伴奏，压不住我的嗓子，这就是我的优势。我演出时用的是昆明市京剧团的底围子。演出效果可以用'轰动'两个字来形容。演出的时候，个旧京剧团的王炳成到昆明，死说活说一定要邀我去个旧演出。我就答应去了个旧。说实在的，当时也有点顾虑，那年月，也批资本主义，一个人在外面跑，真的有搞资本主义的嫌疑。可一想，个旧方面那么热情，这是因为观众欢迎我，给观众演出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可怕的？一不做，二不休，个旧演出走一遭。在贵州个旧一演就是八场，效果依然是轰动。临离开个旧的时候，王炳成代表剧团送了我800块钱以表谢意。

"个旧演出完，我回到昆明，这时，贵州省、市两个团，都要求我回重庆时取道贵阳演出。到了贵阳，市团先来人把我的行李抢了，省团的马利云团长和刘映华来晚了。刘映华对我说：'福存，市里演完了就到省里来呀！我们可是什么都准备好了。'

"市团的阵容比较强，有周瑞华（武生）、马俊华（老生）、苗熙春（文武老生）等，都是上海来的，还有一些1958年从重庆调到市团的师兄弟们，见了面好不亲热，演出时他们也是鞍前马后地关心我。在市团我演出的剧目是《锁麟囊》《生死恨》《王宝钏》《春秋配》《玉堂春》《写状》《凤还巢》《桑园会》等，《望江亭》没演，留了一手，到省团再露。在市团大概演了七场、场场爆满。

"到了省团更火，把市团演出过的剧目都演了一遍。又加上一出《望江亭》。《望江亭》这出戏我在重庆演出时效果就非常好。我只是看了张君秋的《望江亭》影片，照着学的，而张君秋的《望江亭》又是从四川川剧移植学来的，我就又借鉴了川剧的一些玩艺儿，有些地方不同于张的演法，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的东西。重庆演时，是厉慧森的杨衙内，朱福侠的白士中。我的表演没有紧箍咒，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演出效果很好。到了省团，再演《望江亭》就得心应手，演得更熟练了，在贵州的演出是个高潮。省团的刘映华别出心裁，要我演《玉堂春》时加'嫖院'，我说我还没这么演过。她说，不要紧，我来教你。'嫖院'我看过醉丽君的，所以，刘映华一说我就会了。这是我第一次演全出的《玉堂春》。刘映华是省团的主演，她个儿头高，有一米六八的个儿，脚底下好，《十三妹》《贵妃醉酒》《穆柯寨》都是她的拿手戏。她对我很热情，我管她叫姐。刘映华还让我演《坐楼杀惜》，我也没演过。刘映华还说教我。她说，观众就是要看你，即便你没演好，也会原谅你，你要是演好了，他们不就更捧你了。在刘大姐的鼓励下，我大胆地演了《坐楼杀惜》，演到阎惜娇被宋江杀死后，我躺在地上，即兴在阎惜娇临死前一蹬腿，加了这么一个戏料，来了个可堂好。

"贵州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出是《红娘》，这也是我没演过的戏，只是1958年在湖南看过荀慧生先生演过。心里有点犹豫，团里的马利云（团长兼胡琴）对我说：'我们的角儿刘映华这么捧你，照顾你这个弟弟，你们姐俩也该合作合作了，你也该陪着你姐姐来一出了。就来出《红娘》吧！'我说，'好，那我就演张生怎么样？'映华说：'不行，你得演前红娘，后张生。我演后红娘，这么演这出戏就好看啦！'凭着胆子大，我就应了这出戏。我演前红娘时，观众给了个碰头好，到演后张生出场时，观众又给了一个碰头好。您看，风头顺了，城墙都挡不住！

"贵阳的演出等于是边演出，边学习。刘映华还教了我张君秋的《状元媒》，说了全剧的场子。给了我一张《状元媒》的密纹唱片。这可是最珍贵的礼物。这张唱片我后来反复听反复学，把它磨损得不像样子。回重庆到贵阳机场的路上，我和刘映华在车上高兴地唱《状元媒》，你一句，我一句，唱得好不热闹。

"取道贵州回重庆，我有点少年气盛。在昭通，当地领导送了我一件羊皮筒子，刘映华用这副羊皮筒子给我做了一件皮派克大衣，好好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一身派克大衣，锃亮的一双黑皮鞋，还举着一把洋伞。请注意，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这身打扮在当时犹如天外来客。还提着贵州送我的三瓶茅台酒，另外，还揣着800元钱的演出报酬。要知道，我当时的月工资是167元，800元那时候是个数。

"回到团里，没人敢理我，好像我是个异类。好容易有人跟我说句话，还有人打小报告，说沈福存回来了，怎么还有人跟他讲话！文化局副局长裴东篱知道了这些事，说了一句：'沈福存的事，你们不用管。'这样一说，底下人就都不说话了。到了1963年，又一次调工资，团里给我长了两级，市委书记里的领导任白戈、李堂斌发话了，问：'给沈福存长工资，怎么只长了两级？是不是钱不够？'局领导说不是，有钱。市领导说：'有钱，你们就给他长三级。您瞧，显然，市领导是关注我沈福存的。"